热心办学 德耀桑梓—高家驹办学两三事

　　热心办学 德耀桑梓—高家驹办学两三事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中国人民遭受日军侵略，大片国土被敌人占领。1941年4月22日、23日，慈溪、余姚两县县城相继沦陷。中学和大部分小学停办，适龄儿童饱受失学之苦。但当时在现境逍林镇择浦乡(原属余姚县逍林区，1954年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县境调整，划归慈溪县)，有一位高家驹先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1942年，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群策群力，创办择浦乡私立新塘小学，至1949年解放;在1942年暑假，发动、倡仪、成立“浒山区战时教育促进委员会”，使全区18个乡的中心小学相继复学，失学儿童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为逍林和浒山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

　　高家驹(1901-1989年)今慈溪市逍林镇择浦乡新园村(横新塘自然村)人。父高墉(1865-1917年)名福荣，字屏南，清廪贡生，曾任乡贤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堂预科国文教师，包容、陈之佛、童玉民等均为其得意门生。后在白沙、逍林等地设馆授徒;兼擅医理，为人治病、疗效显著，深得群众赞誉。生两子三女，长肖龙，字云才，英年早逝;次家驹，字武龙。

　　高家驹出生于书香之家，幼承庭训，稍长，随父就读锦堂两等小学受启蒙教育。天资聪慧，成绩优良，加上受家父亲炙，有扎实的国文根底。当时该校已拥有比较完备的西洋乐器，供学生课余吹打。高家驹有音乐天赋，不久即成为吹奏军号、唢呐、笛子，打击铜鼓的能手。他有一诗怀念这段学校生活：“弦歌袅袅书声朗，乐鼓蓬蓬气势雄。饮水思源怀母校，声声歌颂摇篮功。”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实用化学科肄业，1927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农科农化系。早年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任助教、讲师时，结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和田汉、沈雁冰、夏衍等人有交往，倾向革命。抗战前，历任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江苏省建设厅、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技师，温(州)处(州)区茶叶检验处主任，复兴公司贸易委员会温州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在温处区茶叶检验处主任任上回家探亲，因浙东沦陷，交通断绝，遂滞留于家乡，以耕种田地维持生计。

　　二

　　当时浒山区、逍林区一带，所有学校已全部关门，连久负盛名的逍林镇达三小学也不例外。高家驹先生见此现状十分痛心，深感教育救国，匹夫有责。经深思熟虑，在横新塘、长埭屋、路东三个自然村中推举开明人士周佩芳、高桐芬、高介芬、高怡龙、周锦荣、周玉泉等人，共商办学大计。他陈述战时办学的重要性，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经他激情慷慨的陈词，与会者倍受感动与启发，决心首先在择浦乡创办一所完全小学。通过分头宣传教育、发动，上述人员多次与高氏宗祠永思堂(享堂)的各房族长和宗祠地产经管人反复动员、协商，最后征得高氏族人同意和群众赞成，商定高氏享堂的房产作为校舍(享堂内原设有私塾，塾师为高桐芬)，祠产近百亩土地的地租作为学校基金。呈请乡政府批准，区、县政府备案。乡政府定名为择浦乡新塘代用中心小学，同意拨少量资金作开办费，还将乡里没收的南北二院堂的30余亩土地的租金收入和全村四周河流中的渔业收入给学校。嗣后，成立校务委员会，推举高家驹为主任委员，周佩芳、高桐芬为副主任委员，高介芬、高怡龙、周锦荣、周玉泉为委员。上述人员均是村庄上的知名人士，家境殷实，热心教育，为家乡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且能齐心协力，克尽职守，善始善终。

　　三

　　高家驹重视师资的挑选，为聘请德才兼备的老师到穷乡僻壤任教真是绞尽脑汁。礼贤下士，登门拜访，先后延聘高甘霖(企龙)、高立安、龚占鹤、岑蔚然等为校长，周君平(容瑚)、陈亦平(祥康)等为教师，均是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有真才实学，聘请的体育、音乐、美术老师也都学有专长。开学前，敦请、规劝享堂附近的农户，搬掉原先存放在享堂内的稻桶、水车等大型农具和寿(棺)材，清理堆放于天井、晒场的柴草、肥料等杂物。办六年制完全小学教室不够，有几个班采用“复式班”教学(即同一教室内有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老师先后分别给两班学生讲课，布置作业，交替进行完成教学任务)。高家驹以“国家大本在教育，民族至宝是儿童”为办学宗旨，作为楹联张贴于礼堂屋柱。办公室门口贴“树屋容易树人难，心血点滴皆开花”勉励立德育人。校园四周种植树木不但美化环境，更让师生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提出“期望师生认清时代新潮流，恳望各方人士维护苦学校”，告诫师生国难当头，读书不易，要发愤图强、勤教苦学，做国家有用之人。自己填词谱曲作校歌：“你看，新塘多么地长!你看，新塘多么地广!这是大道，这是康庄。我们要在两旁桃李栽成行。春风时雨年年花养，红白花儿千千万万正开放。看谁最挺秀!最劲强!”这是高家驹发自心底的召唤，也是对莘莘学子殷切的期望。他体恤农民生活的艰辛，免除贫困学生的学杂费，甚至赠送课本。

　　1942年春，乡代用中心小学隆重开学。当时已没有课本可买，教师自己选编教材，刻印装订成册作为讲义。教师在课堂上注重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教育。如教一年级新生“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大家都来爱中国。”高年级选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林觉民的《与妻书》、(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等。大力提倡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周末组织朗诵爱国诗文，演出抗日救亡活报剧，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救亡意识。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操场面积小，因陋就简，安装独个篮球架。请木匠制作“木球”代替足球。自制铁环、跳绳、踺子。挖沙坑，便于跳高、跳远。购置风琴等乐器。凡乡级中心小学应有的劳美音体的教具器材，这所学校基本齐备。经常举行短跑和拔河比赛，组织学生野外写生，校园文体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充满蓬勃生机，学生全面发展。校内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还办夜校和冬学，义务为村民扫盲。

　　到第二年，生源除择浦、逍林外，远至新浦、胜山、三管、樟树、横河、彭桥等地的家长托亲挽友，慕名而来。仅一次扩招了20余名外地学生(大多寄宿在学校附近亲友家)。几年后，小学生毕业，没有初中可读，学校顺应民意，开办初中补习班。高家驹亲自教授英语、化学(仅收少许讲课费)，高甘霖任物理，周君平任文史课程。这个补习班虽然只办一个学年，却具有初级中学的雏形。当时姚北没有中学，填补了浒山区学校停办断档和没有初中的空白，在逍林、浒山乃至姚北地区的教育史上可以说是首创。

　　四

　　高家驹开源节流，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坚持勤俭办学。开学之初，乡长韩文华仅拨给少量资金，但原先的承诺，以后未能兑现。而祠产地租尚未征收，致使教师薪酬和吃饭都成问题。师生到乡政府请愿，要求拨给资金未果。学校被迫自力更生，易名为择浦乡私立新塘小学。高家驹率先带头叫妻子做好可口饭菜，免费一日三餐送到学校，为期一周。并要求各校务委员轮流供膳达一学期。这期间，教师用留声机唱针代替铁笔笔头刻蜡纸。买不起油印机，用废旧胶鞋的橡胶底改制成刷子代替油墨滚筒。教师备课、批改用的红蓝墨水，用颜料店的红蓝色颜色粉冲水制成。晚上备课批改作业，用棉籽油照明，以后才用煤油灯。这种近似抠门的节约精神，一直成为办学的优良传统。现今听起来，仍让人动容感佩。河道养殖的淡水鱼类出售，高家驹严以律己，从不购买以避嫌，个人的清廉可见一斑。

　　五

　　办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经费不足，资金短缺，人为抵制和破坏等困难和艰险。高家驹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为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学校利益，以一己之力，敢于与触犯道德、法律底线的有些人进行较量，甘愿得罪人而不悔。办学前，每逢清明、中秋、年关，高氏族人按丁均能分到年糕、烧饼(香饼)、咸鱼、咸肉等物品。祠产改作校产后，没有实物分配，气量狭小的人，对这点小福利耿耿于怀，认为高家驹是“罪魁祸首”。享堂附近的农户搬掉存放于享堂的农具杂物，禁止在天井、操场晒豆麦、稻谷及棉花等，这些农户为一己私利，心存怨恨;经常有人贪图小便宜，偷捕公家养殖的鱼类;不顾公序良俗夜间到学校灶间偷吃剩余饭菜，偷窃大米，经人赃俱获，不知羞耻;女教师寄宿在校，夜间有人敲门窗，妄图调戏、猥亵，甚至图谋不轨……凡此种种，高家驹均要过问、处理。他除晓以大义外，为儆效尤，一心为公，事事认真，不徇私情。这些无赖之徒，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1945年10月，三五支队北撤后，地头蛇认为高家驹已无“靠山”，想收回择浦南北两所院堂三十余亩院产的租(地租)金，向余姚县法院状告家驹“霸占院堂产业”，经查无实据而败诉。两人心犹不甘而变本加厉，又向浙江高等法院宁波第三分庭诬告高家驹“依仗三五支队邪恶势力，肆意霸占大量公堂产业，为共匪兴办祸国殃民之赤化学校”。“通共”是大罪，羁押十天，不得保释。后费尽许多周折，经查无实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家驹才无罪释放。为应诉奔波于宁波、余姚，心力交瘁，元气大伤。有人丧尽天良，故意在他家水稻田里撒稗草种子，影响水稻生长。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对家驹私仇公报，施尽攻击、诬陷之能事，诬陷他为“恶霸”及“公堂地主”，抄家、揪斗、侮辱，使他身心受到莫大摧残。

　　六

　　办学不到一学期，私立新塘小学因名师多，校风正，学风严，教学质量高而遐迩闻名。学校声誉日隆，高家驹内心当然欣慰，但想到国难当头，周边无数的学龄儿童无学可上，岂能坐视不管?夙兴夜寐思考全区各乡镇中心小学复学。他有了这个雄心壮志，凭借创办小学良好的社会舆论，于是萌生了使浒山全区的中心小学复学的想法。在高家驹的奔走倡议和推动下，因势利导，几次邀集浒山区社会贤达胡圣阶(横河)、胡志明(乌山)、杨明川(白沙)等人共商全区小学复学大计，倡仪成立“浒山区战时教育促进委员会”。达成共识后，再分别召集各乡中心小学校长磋商复学事宜，得到各乡乡绅和校长的拥护和支持。高家驹又到当时从浦东南渡杭州湾登陆后，已取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番号的浦东部队第一支队长顾小汀的驻地去沟通，得到顾的支持并承诺协助筹办开学经费。遂于1942年暑假，18个乡(全区19个乡，当时崇寿乡因相公殿打响抗日第一枪已被日寇严控)的代表在新塘小学开会，成立“浒山区战时教育促进会”。一致推举高家驹为主任委员，杨明川、胡志明为副主任委员。从此，18个乡的乡中心小学相继复学，失学儿童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这一举措，对浒山区的教育事业是有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可惜这一史实未能载入慈溪、余姚两地的《教育志》。

　　七

　　高家驹倾向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三五支队的地下武装斗争。1943年12月29日，三北自卫总队总队长王仲良(耀中)和海防大队一中攻打樟树庙伪中警队据点，经激烈战斗，打击了伪中警嚣张气焰(事载《中国共产党慈溪历史大事记》72页)。有位战士在战斗中上臂受伤，撤退时孤身来到横新塘村时和部队失去联系。同村村民高云龙告知高家驹，家驹听到这一消息后，冒着“通三五支队”的罪名的风险，留住这位伤员清创、止血、包扎(家里备有医药用品)，在家里秘密养伤。伤愈后，派高坤龙、高云龙把这位战士和一支步枪护送到三五支队妙山(今匡堰镇倡隆村)的驻地。他鼓励嫡堂弟高荫龙参加三五支队，为他改名为中坚，王仲良给他一个编外“锄奸小组”，任组长，高中坚以后成为解放军的干部。1944年3月，中共建立浒山区署，区长为朱人侠。在成立大会上，高家驹应邀作了“团结抗日，除恶务尽”的演说，赢得三五支队领导的好评。

　　高家驹由于办学和社会上的言行，在当地有良好的口碑。当时与三五支队领导干部，如三北特派员王仲良、中共余姚县长谢仁安等有过交往，王、谢等领导对他时有好评，认为他是一位共产党信得过、靠得住的统战对象，曾邀请他参加三五支队，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源)任职。高家驹因致力于家乡小学教育没有应召。否则，他的后半生可能改写。

　　八

　　高家驹有正义感，疾恶如仇。他在贸易委员会温州桐油储运处任主任兼技师时，查出奸商在出口桐油中羼水，奸商以钱物向他行贿，想蒙混过关出口以牟取暴利。他断然拒绝，并勒令这批桐油退货，迫使奸商登报道歉，高家驹受到上级嘉奖。

　　抗战期间，岑永远、岑永春两兄弟先后任择浦乡伪乡长。二人均吸食鸦片，贪污、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群众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高家驹发动群众，组织清算委员会先后和两人清算贪腐账目。结果真相大白，声名狼藉，被迫先后下台。此举大快人心，深得群众称赞和拥护。土匪头子陈金木以白沙河角(今白沙街道)为据点，在浒山、横河、逍林、坎墩一带，抢劫烧杀，无恶不作，连几岁的孩子一听到杀人魔王——“陈金木来了!”一句话，会立即停止哭闹的。高家驹一介书生，胆识过人，敢捋虎须，不顾身家性命，决心为民除害。呈告余姚县长詹世骝，并通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的关系(因詹是阮毅成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系主任时第一期毕业生，又曾在浙江省民政厅视察专署秘书室任过职，与阮有师生谊也是下属)要县长缉捕严办。他具有非凡勇气和魄力，敢于亲自引领缉捕官兵到陈家捉拿。由于陈匪受侦缉队长赵祖英的庇护，几次缉捕行动泄密，陈金木得以事先躲避。当他获悉高家驹所为，扬言报复，要灭门杀害。有一次陈匪已闯入高家驹东门，幸妻儿早已躲避，免遭一难。他母亲受惊吓得病，两个儿子弃学离家避难，全家不得安宁。陈金木也因之远走定海避风头，不久又潜回白沙，1949年6月6日，被新四军原北撤部队战士胡光元在姚北剿匪时，将陈匪击毙于稻田中，高家驹才无后顾之忧。

　　他还抵制伪乡政府以“壮丁训练”为名，向村民敲诈勒索，在横新塘村组织三村联防大队，请高荫龙组织壮丁训练，加强夜间巡逻，成立锄奸小组，保一方平安。在村内严禁赌博，大义处理参赌的堂弟，煞住赌风，传为佳话。

　　九

　　逍林、择浦是钟灵毓秀之地，新塘小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1942年至1949年八年间，从新塘小学走出去的师生人才济济。首任校长高甘霖，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术教师陈亦平，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美术创作，版画家，入录童银舫编著《慈溪书画家》。周君平老师，部队军官转业后任安徽省文史办主任。受过老师启蒙教育、受熏陶的学生或参军或深造，有的成为教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科院研究员、省级医院主任医师、报社记者、高级教师、干部等国家有用人才。许多校友回乡探亲或同乡、同学相聚，每提起母校、老师、同学时，对高家驹先生均表深情缅怀和无限尊敬。赞扬他义务办学，克尽职责，功不可没。

　　十

　　还要补叙高家驹先生的身世。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历任浙江省农业改进所视察员，浙江省有机肥料厂筹备主任，江苏省立江阴农校教师。但他关心私立新塘小学而不改初衷、矢志不渝，一如既往，仍任校务主任委员。经常与委员、校长、教师保持联系。星期日返家，主持重大校务工作，不取分文报酬，直至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解放前夕，短期在余姚师范、余姚一中任教。1950年，应宁波专署专员朱之光之邀，在宁波地区棉农代表大会上作棉花增产的专题报告，得到与会代表和上级好评。讲稿发表于同年1月14日的《甬江日报》。1950至1958年，先后在杭州、金华农校任教。1957年当选为金华市政协委员。在鸣放会上对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提过意见，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在农场和农村监督劳动。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原籍务农。漫长的22年，失去工作，与妻子相依为命。为生活，忍痛将三间半旧宅变卖一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此时已风烛残年，多病缠身，但他每年的医药费只去报销几十元。他说，勤俭节约是我一贯的作风，公家的钱也要同样节省。平反后，虽到耄耋之年，仍然壮心不已。为弥补失去的时间，还要求重返教坛，为农业教育服务。写诗云：“请缨复请缨，老夫有雄心。雄心贯日月，参加新长征。”不愿无功受禄，但愿为国效劳。又有诗云：“虚度八旬何足评，无功受禄难为情。老夫仍思报祖国，退休还拟去长征。”想发挥余热之心跃然纸上，但毕竟为时已晚，不能如愿以偿了。他勉励后代要“放大眼光，高张志气，明悬鹄的。必须努力攻读专业，好好学习政治，以期有所深造和成就，为祖国和人类作出更好更多的贡献!”他还有一首《八秩抒怀》诗，概括自己的一生：“驹光飞逝不能留，八秩来临志未酬，隽秀贤良看若宝，奸邪痞棍疾如仇。战时教育苦心创，尘世虚名无意求。冒死包抄悍匪穴，破情打击赌头头。好人拥护小人恨，多数赞扬少数雠(仇)。恶鬼逞凶凭夜黑，钢刀遇火显精遒。无端大难半生累，有素忠忱一笔勾。今日党恩开施厚，平反昭雪乐优游。”可见他的志存高远，胸襟开阔，豁达乐观。他晚年仍手不离卷，听广播、看书报、读外语、作诗词、学针灸、记心得。还为第三代辅导文化课程和绘画而乐此不疲。真是学到老，做到老。

　　高家驹先生于1989年11月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子二人，长高鸿，大学副教授，画家，入录童银舫编著的《慈溪书画家》，今年90岁;次高鹏，慈溪市第二医院医生，今年85岁，均健在。第三代谨遵乃祖遗训，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告慰先生于九泉。综观家驹先生一生，对家族克绍箕裘，德泽儿孙;对社会热心教育，德耀桑梓。坎坷一生，岁月蹉跎。壮心不已，丹心永葆。一代乡贤，实至名归。

　　注①：本文承蒙高家驹哲嗣高鸿、高鹏两先生和原新塘小学学生、退休教师高琼(凤英)女士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注②：为撰写高家驹先生的事迹，笔者在慈溪、余姚两市档案馆查得下列两则档案，题目附录于后。(a)《慈溪县择浦乡横新塘村历史考证》(1985.10)。(b)余姚县政府教育科编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第二学期《余姚县教育机关暨学校一览》。

　　注③：高荫龙事迹载入逍林初级中学校本教材《红色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