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谷》叙事的民间文学特征及其超越
诚如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作家的生活阅历及阅读积累影响写作文本的互文性构成。蒋学楷先生的小说《银谷》也不例外。
本文写于1928年10月，蒋先生当时19岁，处于就读上海劳动大学二年级的初始阶段。合理的推测是作家深受传统民间文学的熏染而又受到一点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试图通过分析窥见文本的互文性奥秘。
一、文本叙事的民间文学特征
1.场景设置的桃花源特征
小说把故事发生场景设置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山谷及其周边地区，物产丰富。“山的东面朝着海”，泥涂上有很多鱼类可以捕捉。“山的西面成了一个大平原”，有广阔无际的田野，有翠竹围绕、鸡鸭随处、炊烟袅袅“很有诗意”的家园。山谷中有花有草有清澈的溪水有活泼动人的鸟儿。这样的场景让人“疑心就是桃花源”。桃花源，就是传统民间文学对农家生活场景的诗意想象。文中的山被命名为“银山”，泄露了作家这种诗意化想象的秘密来源。作家是观海卫蒋家人，童年即在银山(卫山)脚下的平原度过，稍大一点才去上海求学。生动丰富的本地民间故事、易受熏染的早期人格以及鲜活难舍的故乡情结建构了本文情节展开的诗意场景。
2.情感设置的追求自由恋爱特征
民间故事运行的基本模式是“自由恋爱——被迫拆散——奋起反抗——团圆遂愿(存在变式)”。“自由恋爱”是民间故事中男女主人公情感的正确打开方式，反映的是异性相吸的原始冲动和追求真爱的人性需求，也是对现实婚姻情感空心化和婚嫁庸俗利益化的一种反讽表达。家长对包办婚姻的热衷对自由恋爱的扼杀以及青年男女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对自由感情的追求是传统民间文学惯于表现的情感冲突，在本文中同样表现得很充分。本文描述了金姑和阿富自由恋爱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们在受到父亲、嫂嫂包办婚姻阻碍时的不甘与挣扎，表现了自由爱情的美好和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
3.价值设置的劳动美好特征
基于生存和发展，劳动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行为。劳动创造财富，带给人们美好的生活，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劳动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也对人们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劳动这一主题是民间文学所无法避免的。本文中，表达对劳动的肯定和劳动者的赞美集中表现在对阿富壮健身体的描述上，可谓不吝笔墨。“臂膊的肌肉都暴露了出来”“露出的小腿格外显得圆硬。泥路被他走得咚咚的响，听去非常之结实”，以至于金姑禁不住偷偷地去捻了一把，然后在她的脑中“留下一个极强的阿富底影子”，而捻过他的肌肉的手心“好像永远有硕壮的肉底感觉”。阿福不仅“壮健”如同“猛虎”而且是个阳光“愉快”的男子，“好像永不知道人间有悲苦”，虽然阿富不是富而是很穷，“吃过用过便成双空手”，但是他的健壮勤劳善良乐观又给人带来生活可以依靠、前景肯定不错的想象，合乎民间文学中劳动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
4.形象设置的官兵破坏性特征
桃花源的生活特点是宁静自在、融洽自给。桃花源场景的设定注定要排斥外来者，外来者意味着破坏者甚至掠夺者，尤其是代表强力角色的官兵，尤其社会控制力下降、动荡不安时代的官兵，烧杀抢掠，一样都不会少，与贼寇无异。本文中官兵对百姓的侵害尤甚于贼寇，“在老农们底记忆中，就是长毛造反时也没有闹得这样糟”“再加官兵性子比长毛又来得利害，他们把壮汉拉去做苦工，妇女碰着就奸淫，牲畜稻草卷去当粮食，拿不去的房子放上一把火”。可谓无恶不作!这样的官兵形象来自于传统又甚于传统，小说叙事直接把他们指斥为“灰色动物”“豺狼”这样的禽兽。
二、超越于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创造
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具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流程和类型化特征。表面上讲的是不同的故事，究其内核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我们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银谷》文本在叙事上表现出很强的民间文学互文性特征，而它的价值却在于在超越传统叙事模式方面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塑造多面性的人物形象、结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等。这可能与作家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
1.塑造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传统民间文学塑造的主要形象一般比较单一，常常处于二元对立状态，要么善要么恶，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叙事往往在两者的冲突中展开。《银谷》中的主要人物则不是那么纯粹。比如金姑就不是那么单纯那么完美，她有少女的天真不嫌贫爱富对爱情忠贞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有任性使气软弱小气的一面。她在母亲在世时，常常“仗势把些小事都告诉她底母亲，有时另外加些花头”“说嫂嫂是怎样坏，怎样亏待她”，以致他的嫂嫂不时地受到婆婆的“轻责重骂”。母亲去世后，她也想把父亲服侍称意了，将“嫂嫂待她的委曲，添酱添醋地告诉给父亲”。而这一切在阿富看起来简直不是什么事：这种琐事委实值不得一哭。金姑的对立面——她的嫂嫂和父亲也不是什么大恶人，从他们的立场上看，他们的做法还是为金姑着想呢，只是被母亲宠惯了的金姑不这样认为而已。这种多面性的形象与作家的阅读不无关系。差不多同一时期，蒋学楷先生从法国文本译出《狐狸的故事》，书中的主角狐狸的形象就是复杂的。他捉弄国王，杀害大臣，嘲笑教会，是反封建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肆意欺凌和虐杀代表无力反抗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弱小动物。《银谷》中羊群、豺狼的形象塑造是其叙事受其影响的有力佐证。
2.结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
传统民间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抗争的一方得胜惩恶扬善或者恶的一方幡然醒悟，男主女主历尽曲折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银谷》则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阿富被抓走，生死未卜;金姑和阿富的娘则相依为命，天天站立在柴扉之外望眼欲穿，盼望着阿富的归来。将没入地平线的夕阳更增浓了叙事的悲剧性。这样的结尾自然可以接上民间关于望夫石的传说，但由于其传说性神奇性具有浪漫的色彩，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从而淡化了悲剧性。本文结尾中的望夫望子情景由于先前情节的残酷性而显现浓重的悲剧性，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不确定的悲惨现实的反映，具有写实的特点。这自然也与就读于社会学系的作家关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现实所形成的复杂视角不无关系。
创作中互文性借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阅读鉴赏中如能运用互文性视角进行解读，将会得到比文本表面所提供的更丰富更容易理解的信息，这也会使得阅读成为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究冒险的趣味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