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茶亭闲话 匾额与文化意象

　　　位于周巷镇天元大道1000号的博古红木家具馆内，有一个专门陈列匾额的展厅，里面所藏的匾额大约有一千方左右。该馆馆主张忠桥在从事古家具收藏与经营的30余年中，一直对各种匾额心有所系，情有所钟，故在每次获悉旧村改造、老宅搬迁等信息后，或单独前往探查，或委托相关人士予以关注，目的就是要把那些具有文化意象的留存尽可能地加以保护，这其中匾额就是他认为最有特色的物件之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情愫，他才会对来自各地的历代匾额来者不拒，呵护备至，并给藏馆取一个雅名叫“千匾百床馆”。

　　匾额，古称“扁额”。从文字的结构上看，“扁”字从“户”从“册”，这样的文字安排，应该是别具意趣。“户”古指单扇之门，引申为一个出入通道。“册”的本意是古代文字用竹简贯穿而成，也是一种封爵的诏书。“额”指的是人的眉毛到前发际之间的部位，俗称额角头或额头。如果把这些意思连起来就不难看出，匾额就是用文字写成后悬挂于门户之上的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物件。

　　匾额在中国的起源可追溯到领地意识的表达。不过最早用来表示领地的不是匾额而是狩猎所得的猎物。当时的门又称衡门，这是一种用一根横木搁置于两根直木之上简陋的门，然后把猎物悬于门上，就成了一个部落领地的标识。据故宫博物院谈瑶先生考证，从猎物到文字的演变，始于秦代。“秦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匾额用的字体。匾额孕育于先秦，萌发于汉魏，成长于唐宋，盛行于明清。”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榜书也称膀书，是专门用于宫阙门额上题写的大字，后来演变成了店铺商家门前的招牌字，这类字也叫“擘窠字”，是匾额文化在民间普及的一个实证。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匾额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制作的工艺也越来越讲究，于是，材质不同、做法不同、功能不同的各种匾额应运而生，这一方面反映出匾额与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匾额已不再是简单的领地标识，而是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

　　首先，从匾额的形状来看，有横匾和竖匾两种。这种看似简单的横竖之分，其中蕴含的是两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一是竖匾由于有一定高度，其安放的部位必须斗拱高大，房檐深远;二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安放竖匾必须经过批准，否则是不允许的。现在去北京故宫参观可以看到，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用的都是竖匾，而其他一些宫殿则大多是横匾。由此可见，竖匾规格要高于横匾。

　　其次，在匾额的制作工艺上可以分为斗子匾、雕龙匾、平面匾、清色匾、花纹匾、如意匾等多种。这其中的斗子匾地位崇高，最为尊贵。所谓斗子匾，就是在匾的四周有斜形边框，其形状如斗而得名。如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就是典型的斗子匾。湖北武当山上的一些匾，因为曾经受到过皇帝的敕封，有不少都是斗子匾，如皇经堂、紫霄宫、太岳太和宫、玄帝殿、三清殿等均属此类。

　　其三，在匾额的材质上也是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木质、石质、陶质和金属等几种。最常见并使用最多的当然是木质，这不仅是因为木质取材容易，制作方便，而且还有重量较轻，悬挂方便等特点。石质匾额因为质量较重，更换不易，故一般都安放于牌坊或门楼等处。陶质匾额俗称砖雕，如龙山虞氏旧宅大门上方有“乐叙天伦”四字，即属陶质匾额。金属质地的匾额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用木材为底，外面包以铜片或金片;也有木材为底，上面的文字用金箔覆盖。最为典型的金属匾要数武当山上的“金殿”匾，是用铜铸浇而成，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属匾。此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材质，称为纸绢匾，也就是用纸或丝绸类来作为匾额的材料。纸质的一般用宣纸并书以文字，经装表后悬于堂上，而丝绸类则很难上墨，一般用刺绣等工艺才行。

　　其四，从匾额上面所载的文字来看，其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姑且称之为名物匾。顾名思义，名物匾就是为某一建筑物量身定做的匾额。这类匾包括宫、殿、堂、轩、斋、馆、楼、阁、门、寺、庙、观、祠、亭、台、院、榭等，总之，一切需要用匾额来表示建筑物名称的，均可归入此类。如故宫内的仁寿宫、坤宁宫、三希堂、四库馆。较为著名的如黄鹤楼、岳阳楼、凌霄阁、天安门、地安门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匾额除了表示名称外，还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以民间的宗祠为例，除了在大门上方悬挂“某某宗祠”的匾额外，一般在祠内还有一个堂名，如敦睦堂、雍穆堂、和睦堂、绳德堂、承德堂、续德堂等。这些堂名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而是包含了祖先希望后代族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以德服人的族规家训。试想一下，一个祠堂内有这么一方大匾高高在上，就如同祖训家规时刻注视着每一位族人的举止言行，让那些行为言论放荡之人会有所收敛。这就是过去尽管祠堂内闹得天翻地覆，但事后族人仍能保持和睦相处的一个秘密武器。由此可见，名物匾除了为一座建筑有一个名称外，还有敦化教育、毋忘祖训的功能。再如虞洽卿的故居叫做“天叙堂”，取意乐叙天伦，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诫后人，一家人能够欢聚一堂，就是最大的幸福，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类称为褒扬匾。此类匾额的最大特点就是颂扬某些人的事迹而专门设计的。如虞洽卿的母亲去世后，他将母亲的灵位安放于虞氏宗祠后，还请人制作了一方“懿德流芳”的匾额，悬挂于祠堂内，以此来告示后人不要忘记母亲帮贫扶危、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其他的褒扬类匾额的出现，多见于对女性或为地方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去世后的纪念，如节烈可风、松柏之志、万世师表、千古流芳等都属此类。再如兰溪的诸葛八卦村内有一座丞相祠堂，在正厅上方有一块“名垂宇宙”的匾额，也是后人为纪念诸葛亮一生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精神的最高褒扬。1914年4月，掌起镇柴家村80岁高龄的柴启标由于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六乡士绅在淹浦崇寿宫为这位乡贤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祝寿活动。后经乡绅推荐并逐级上报，1916年被当时的民国政府褒奖，并授予《热心公益》匾额一方，这可能是慈溪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公益事业而获得最高荣誉的人。这就是褒扬匾的功能所在，也充分彰显了颁发此类匾额的特定对象和意义。

　　第三类是自励匾。这种匾与座右铭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座右铭安放于书桌上，自励匾则悬挂于厅堂、书房或客厅之上的匾额，其作用当为自我激励。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士子的最高精神追求，为达此目标，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立下一个人生准则，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头脑，防止一时冲动而做出错事。如林则徐在书房内的一块匾额是“制怒”两字，这就是他告诫自己凡事必须理性对待，切不可意气用事。自励匾最常见的是官署衙门正堂上方的“明镜高悬”匾，它的作用就是提示当官者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明察秋毫，千万不要徇私枉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之际，很多人都会挂出“还我河山”或“精忠报国”等匾额，这表明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时，有血性的男子一定要树立“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雄心壮志。自励匾除了自我激励的作用外，有的还为下代子孙的处世为人提出了要求。旧时家庭常挂着“见贤思齐”的匾额，明确告诉后人要做贤德之人，切莫做败坏家风之事。在以前的店堂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方“童叟无欺”的匾，这虽然只是一种广告，但毕竟也有自励自警的作用。

　　第四种是庆贺匾。这类匾额无论是所题文字还是赠送对象都具有祝贺性质。如结婚生子的常用佳偶天成、喜结连理、百年好合、珠联璧合、鸾凤和鸣等;新居落成的一般用美仑美奂、乔迁之喜等;祝寿的匾额也很常见，如虞洽卿70岁生日时，有人送上一块匾，上书“寿同金石”四字。其他如望重乡闾、花甲双荣、古稀同登、德寿双辉等也均属此类。新店开张所赠的匾额都带有美好祝愿，如和气生财、日进斗金、黄金万两、日升月恒等。在科举时代，士子登科是人生中的一件特大喜事，这类匾额最受重视，如掌起陈家东隔壁因为陈箓泉和陈邦瑞为同科举人，于是有人送了“叔侄同科”一匾，以示祝贺。这类匾的其他题字还有功名万里、琢玉成器、文魁等。

　　第五种可以称之为吉祥匾。这类匾额并无专一目标，是人们避邪趋吉诉求的一种表达。如一些老房子的门楼上方常可见紫气东来、有凤来仪、三阳开泰、五世其昌、鹤鹿同春等匾额。从此类现象中可以发现，这些匾额并无特定的指向和专属的对象，其实是一种历史积淀、社会心态、审美意趣、文化特质、民俗底蕴、民间信仰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产物。

　　除了上述五个类型外，还有一种是出自内心感受或感应的匾额，可以统称为感应匾。如对于环境的感受，常见有气壮山河、五岭叠翠、一步登天等。还有一种是属于还愿性质，如有求必应、灵感十方、子孙满堂等。这类匾额多见于寺庙道观之中。

　　与大多数匾额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不同的是，在天元的千匾百床馆内，各种类型的匾额几乎都有迹可循。褒扬类有风追孟梁、梁案齐眉、德扬济河等;庆贺类有敦原延龄、萱桂增荣、柏节松年、循理处善、正气浩然等。这其中有几块匾经初步考证后作一简要介绍：一方“登科”匾，系康熙癸巳恩科进士陈法为恩师徐文元所撰。徐文元是江苏昆山人，1659年状元及第，先后做过《明史》总裁、国子监祭酒、陕西省主考官、翰林院学士，最后官至左都御史、文华殿大学士。陈法对徐文元的学识为人十分钦佩，故在1713年秋中了进士后，专门制作了这方匾额，一来庆贺自己高中，二来表示了要向先贤看齐的心愿。有史料记载，陈法入仕后为官清廉，他致力于河道治理的研究，在总结历代治河的基础上，撰写了《河干问答》一书，为后人治理黄河、淮河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另一方是清嘉庆年间进士汪国霖所撰的“屋润名城”匾。此匾落款时间是清道光十年，可能是他新居落成后喜悦心情的反映。还有一块是山西襄汾望族许氏后人许廷椿为母亲七十大寿而送的匾，上书“慈竹长春”四个大字。许氏家族中曾出过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征仕郎等15人，而许廷椿正是其中之一。如果从匾额书写或颁发的角度看，民国十二年由大总统亲自题褒的“筠节凌霜”匾最为显眼。这块匾为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也有人认为是曹锟)所题，赠送对象是应诗敦妻徐氏。

　　从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匾额不仅是承荷梦想的有效载体，也是一幢建筑物的灵魂，更为重要的还是一种赏赐的形式，是民间礼仪交往的最高境界。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中，匾额作为一种言简意赅却又意蕴深厚，植根于民间，又以物化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文化意象和审美价值是得值好好发掘利用的。